中小银行密集选择“可转债转股”补充资本：他们是如何“转股成金”的？

2026年第一季度，中小银行机构密集“补血”，成为本轮增资浪潮的绝对主力。据《21世纪经济报道》：

截至3月中旬，已有至少85家城农商行完成注册资本变更，增资扩股节奏明显加快。本轮增资潮呈现出两大特点，一是地方国资、财政与优质企业协同注资更加普遍；二是可转债转股等市场化工具的灵活应用。

是的，“可转债转股”被灵活应用，是帮助银行高效补充资本的市场化工具。

以成都银行（601838.SH）为例，其于2022年发行的成银转债，在2025年2月因强赎摘牌，今年3月经监管核准过后，注册资本由37.36亿元增至42.38亿元，增幅达13.46%，成为2026年首家通过可转债转股实现资本扩充的银行。

通过“可转债转股”，成都银行新增股份超过6.26亿股，占转股前总股本的17.34%，为注册资本的提升奠定了直接基础。

那么，银行对“可转债转股”补充资本的运用情况如何？近阶段有哪些银行实施了成功转股？今晚的“愉见财经”对此进行梳理。

一、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数据显示：

截至2025年四季度末，我国城商行与农商行的平均资本充足率分别为12.39%和13.18%，均低于行业15.46%的平均水平；不良率分别为1.82%和2.72%，显著高于行业1.50%的平均水平。

相较而言，中小银行的资本补充需求更加迫切，部分机构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已逼近监管红线，补充资本的动作需尽快提上日程。

在“愉见财经”近期专栏文章《商业银行资本补充的破局想象：市场化方式撬动更多社会资金参与 | 愉见财经》中，我们曾提到过银行资本补充体系的结构特征：内源性补充是基石，依靠自身内部“造血”；外源性补充是加速器，依靠市场外部“输血”。

在外源性补充的市场化补充方式当中，IPO、配股、可转债及定向增发等主要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相较近年来非上市银行频频使用的定向增发，可转债则是主要被上市银行使用，属于一种混合融资工具。

如各位所知，可转债本质属于债券但附加了“转换权”，允许持有人在特定时间内，按照特定价格，将债券转换为发行机构的股票。这就表明可转债具有股、债双重属性。对于银行来说，发行初期的可转债属于债券，需要向债券持有者支付较低的利息；而在“触发条款”转股后，可转债被转化成为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这也是银行资本中质量最高、吸收损失能力最强的部分。

从银行角度看，只有成功实施“转股”，可转债才能最终达成资本补充的效果。因此，可转债往往伴随着强制赎回条款——当正股价格，也就是银行在二级市场中的交易股价，高于转股价一定比例（如130%）时，银行可行使权力促使投资者转股。

但如果银行股价持续低迷乃至“破净”，无法触发强制赎回，投资者就不会主动转股，银行只能背负债务直至到期，资本补充计划也就没那么顺利了。

二、

从2025年的市场来看，已有多只银行转债陆续退出市场。其中，齐鲁转债、南银转债、杭银转债、苏行转债、成银转债等因正股股价走强触发强赎条款而摘牌；中信转债、浦发转债则因到期而退出。

“愉见财经”整理了2025年因触发强赎而摘牌的可转债情况，发行规模、发行时间与触发强赎信息如下表所示：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可转债的发行年份集中在2021-2022年，这背后存在市场因素与政策因素的共同推动。

一方面，银行板块的整体估值在此期间有所修复，加之市场流动性相对充裕，为可转债发行提供了有利的市场环境；

另一方面也有政策鼓励，早在2019年，国常会就提出“对商业银行提高永续债发行审批效率，降低优先股、可转债等准入门槛”，允许符合条件的银行同时发行多种资本补充工具。

同年，银行可转债市场出现了一起业内轰动的“标杆案例”：2019年8月，平安银行（000001.SZ）发行的260亿元“平银转债”创造了历史——从进入转股期到触发强赎仅用19个交易日，而此前银行转债达成条件的平均用时为480个交易日。

“标杆案例”极大地提振了市场信心。行业开始意识到，只要银行基本面优、股价表现强劲，可转债就能高效补充银行的核心资本。此后，更多银行加快了可转债的发行步伐。

银行发行可转债的A面是因触发强赎而摘牌，成功获取资本补充。以杭州银行（600926.SH）为例，其截至2024年末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8.85%，半年后提升至9.74%，银行对此表示，本次可转债强赎转股成为该行历史上最大一笔外源性核心一级资本补充。

银行可转债的B面则是转股困难。数据显示，市场存续的银行转债数量已缩减至6只，规模降至千亿元以下，包括紫金银行、上海银行、常熟银行等6家机构：

这其中，由紫金银行（601860.SH）、青岛农商行（002958.SZ）发行的紫银转债、青农转债，将分别于今年7、8月到期。公开资料显示，紫金银行于2020年7月23日发行了45亿元的可转债，期限6年，到期日为2026年7月23日。

在不足半年的“大限”时间内，如果这些银行出现股价上涨至触发强赎的情形则皆大欢喜，投资者将纷纷转股，银行由此成功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但如果正股股价持续低迷、哪怕就是股价微涨但转股价值依然跑不赢转债收盘价，也就是转股溢价率为负，那投资者转股是不划算的，按理说就会持有到期。而此时银行就要进行到期兑付，这对银行而言反而面临了一大笔开支，而不是顺利补充资本。不过，在实际操作层面，过往的案例却另有蹊径。如下。

三、

在银行可转债A面“强赎摘牌”与B面“转股困难”之间还存在一些情形，比如这两家股份行发行的可转债：中信转债与浦发转债。

以中信转债为例，其由中信银行（601998.SH；00998.HK）于2019年3月在上交所发行400亿元规模。在临近到期兑付之际，中信银行的大股东中信金控，将其持有的中信转债全部转股，减轻了中信转债的到期兑付压力。

相比中信转债，浦发转债更加特殊。其在到期前夕转股率低迷，却幸运迎来信达投资、东方资产等战略投资者空降“救急”——这被业内称作“白衣骑士”模式。

2025年7月，在信达增持可转债并转股前，浦发转债未转股比例高达 99.99%，通过转股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已迫在眉睫。

关键时刻，信达投资、中国移动、东方资产等战略投资者先后大举增持可转债并迅速转股。这不仅帮助浦发银行（600000.SH）化解了巨大的到期兑付压力，更直接补充了核心一级资本，还优化了其股权结构。

穿透中信转债、浦发转债等银行可转债的认购方能够发现，主要存在如下类型投资者：

第一类是原普通股股东，包括银行的大股东、控股股东等，他们在发行时担当认购主力，转股期又积极维护股权结构，比如中信金控之于中信转债；

第二类是配置型机构，包括银行理财、保险公司等，前者通常在二级市场逐步建仓后长期持有，后者则倾向于一级申购与二级买卖相结合；

第三类是交易型机构，例如公募基金，一方面将大规模银行转债作为底仓配置，另一方面会积极交易那些经营状况良好、股性更强的转债，从而博取超额收益。

上述三类均属机构投资者。除了机构，银行转债自然也面向社会公众，有银行可转债资料载明：“本次可转债在发行时，首先向原股东进行优先配售，原股东放弃认购的部分将向社会公众投资者网上公开发行。”

以2025年成功“触发强赎”的5只银行可转债为例，其投资者结构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分化：

大型城商行如南京银行（601009.SH）、杭州银行等由机构主导，原股东配售比例高，社会公众投资者占比相对而言较低，仅为12.29%、29.95%，这背后与此类转债发行规模较大（150-200亿元）、机构配置需求旺盛、原股东认购积极等因素有所关联。

而中小型城商行如齐鲁银行（601665.SH）、苏州银行（002966.SZ）等，社会公众投资者参与热情高，占比高达56.85%、65.33%，这背后与发行规模较小（50-80亿元）、银行主动将更多额度留给网上公众投资者等因素有所关联。

总体看，可转债所具备的双重属性，决定了其资本补充面临着市场环境中的不确定性。但成功案例亦能够体现出，可转债是一种融资成本可控、对股价冲击相对较小的优质融资工具。

不论是发行规模还是投资者结构，这些因素并不会影响银行可转债能否成功转股。决定转股成败的核心因素仍是银行的基本面及其引动的股价表现。大道至简，只有内功修炼到位，方能在激烈的市场中“转股成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