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层面《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行动计划”或“固废十条”）标志着中国矿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监管周期。笔者，从资本市场和产业经济学的双重视角，剖析这一政策对有色金属及煤炭行业的系统性影响。笔者认为：该计划不仅仅是一份环保行政命令，更是一次通过大幅提高准入门槛来重塑大宗商品供给弹性的供给侧改革。

通过对历史数据、企业年报及技术经济模型的详尽测算，笔者，发现“固废十条”将导致矿业全行业的平均完全维持成本出现结构性上涨。对于有色金属行业，尤其是铜、铅、锌板块，尾矿库的审批冻结与充填采矿的强制推行，将迫使边际产能退出，并显著提升新建产能的资本开支。对于煤炭行业，煤矸石的“动态平衡”约束将成为限制内蒙古、山西等核心产区产能释放的“硬约束”。

强化全生命周期治理，以采选一体化倒逼矿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行动计划》的发布，并非孤立的政策事件，而是国家在完成“大气十条”、“水十条”之后，向环境治理中最难啃的“硬骨头”——固体废物发起的总攻。根据国务院的部署，该计划明确了到2030年的核心战略目标：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

这一政策出台的宏观背景是“美丽中国”建设与“双碳”目标的深度交汇。矿业作为固体废物产生量最大的行业之一，其产生的尾矿、废石和煤矸石占据了工业固废的半壁江山。过去，矿山固废治理往往停留在“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的末端防守阶段；而此次《行动计划》则彻底转向了“源头减量、过程资源化、末端无害化”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

笔者认为，该计划是依据2020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以下简称新固废法）制定的行动纲领。新固废法大幅提高了违法成本，引入了按日计罚、查封扣押等雷霆手段，并明确了产废单位的主体责任。此次《行动计划》则是将法律条文转化为具体的工程目标和考核指标，其执行力度将直接挂钩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

笔者，在研读《行动计划》全文后，提炼出对矿业具有颠覆性影响的两大核心机制：

政策明确提出：“推动重有色金属矿采选一体化建设，促进尾矿就近充填回填，原则上不再批准建设无自建矿山、无配套尾矿利用处置设施的选矿项目”。

这一条款是对矿业项目核准逻辑的根本性重塑。在过去，选矿厂往往作为独立的项目立项，其尾矿库建设可以滞后，甚至通过租赁社会尾矿库解决。这种模式催生了大量依附于大矿周边的小型选厂，它们灵活收购民采矿石，是市场供给弹性的重要来源。然而，新规实际上封死了这类项目的审批通道。

将选矿环节与矿山资源强行绑定，不仅是为了环保，更是为了打击盗采和无序竞争。没有自有矿山的选厂将因为无法通过环评而自然消亡。

预计未来3-5年内，国内独立选矿产能将缩减30%以上，市场份额将加速向具备“采选冶”一体化的大型矿业集团集中。

政策要求：“推动重点行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与综合消纳量逐步实现动态平衡” 。

这意味着，矿山的产能扩张将不再仅仅取决于资源储量和市场需求，而是取决于其固废消纳能力。如果一家铜矿企业无法证明其能够将新增的尾矿完全通过充填或建材化利用消化掉，发改委和环保部门将有权驳回其扩产申请。这实际上给每一个矿山设定了一个基于环境承载力的“产能天花板”。

严守生态红线倒逼产业升级，依托“矿区+新能源”与“销号制”监管

《行动计划》的落地执行在不同省份呈现出显著的差异化特征，这与各地的资源禀赋和生态功能定位密切相关。

内蒙古：能源保供与生态屏障

内蒙古作为国家重要的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其固废治理重点在于煤矸石和稀土尾矿。

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在落实《行动计划》时，特别强调“绿色矿山”建设。根据内蒙古能源局的数据，全区绿色矿山占比已显著提升，且新建煤矿必须达到智能化和绿色化标准。内蒙古正在大力推广“矿区+新能源”模式，即利用采煤沉陷区和排土场建设光伏、风电项目，利用废弃矿坑进行抽水蓄能，甚至探索绿氢在矿卡运输中的应用。这种模式将固废治理成本内部化为新能源项目的土地成本，具有较强的经济可持续性。

江西：长江大保护下的有色重镇

江西省拥有德兴铜矿等世界级矿山，且地处长江中下游水系，其固废治理直接关系到长江流域的生态安全。

江西省出台了《江西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对尾矿库的监管力度空前。特别是在有价金属回收方面，江西鼓励企业通过技术创新，从尾矿和冶炼渣中提取铜、钨、锡、稀土等战略资源。对于历史遗留的尾矿库，江西采取了“销号制”管理，要求限期完成闭库或回采治理。这迫使像江西铜业这样的龙头企业必须加大环保投入，确保尾矿排放合规。

统筹发展和安全，算好资源开发“长远账”：全尾砂充填技术如何以科技创新驱动有色矿山跨越成本障碍实现高质量发展

传统有色金属开采模式严重依赖地表尾矿库进行废弃物堆存。这种模式虽然初期投入低，但存在巨大的长尾风险。近年来，全球范围内尾矿坝溃决事故频发，如巴西淡水河谷溃坝事故导致数百人死亡，造成了数十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和无法估量的声誉损害。伊春鹿鸣矿业的尾矿泄漏事件也曾引发黑龙江流域的重大环境危机。

《行动计划》的出台，实质上是宣告了低成本、高风险的湿排尾矿库模式的终结。政策要求“严防非法倾倒”，并对历史堆存量进行管控。这意味着，企业不仅不能新建存在隐患的尾矿库，还要为过去的尾矿库买单。

在尾矿库审批收紧的背景下，全尾砂膏体充填技术成为了行业合规的唯一“通票”。该技术将选矿产生的尾矿进行深锥浓密脱水，加入水泥或新型胶凝材料，搅拌成高浓度的膏体，通过管道泵送回井下采空区 。

建设一套现代化的膏体充填系统，对于一座年处理量100万吨的矿山而言，初期投资极为惊人。

包括深锥浓密机（用于尾矿脱水）、双轴搅拌机（用于高粘度浆体混合）、高压柱塞泵（用于长距离输送）以及自动化控制系统 。根据国内典型案例，如金川集团或冬瓜山铜矿的经验，充填站的建设成本通常在8000万至2亿元人民币之间，具体取决于自动化程度和输送距离。相比之下，传统简易尾矿库的建设成本可能仅为其30%-50%。

充填采矿的运营成本主要由胶凝材料、能耗和维护费用构成。

这是最大的成本项。为了保证充填体强度，通常需要添加尾矿重量3%-10%的水泥。根据研究数据，水泥成本可能占到充填总成本的60%-80% 。根据行业数据，膏体充填的直接作业成本约为30-60元人民币/立方米，折合吨矿成本增加约15-40元人民币。

对比分析：

虽然成本上升，但充填采矿并非全是负担。对于高价值矿山，充填带来的回采率提升足以覆盖成本。

传统崩落法往往需要留设大量矿柱以支撑地压，资源回收率仅为60%-75%。而充填法可以实现“二步骤回采”，将矿柱置换出来，回收率可达90%-95%以上。充填体支撑了围岩，减少了废石混入，降低了矿石贫化率，从而提高了入选品位。

浙江遂昌金矿在转型为充填采矿后，日产量增加了近4倍，贫化率从40%降至10%，综合回收率提升至98%，通过增加的产量和金属量，实现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聚焦新质生产力赋能尾矿综合利用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精炼铜生产国，但铜精矿自给率不足。近年来，国内主要的铜矿增量来自于西藏（如巨龙铜矿）和现有矿山的扩建。《行动计划》实施后，这些扩建项目面临极严苛的环评。

由于必须配套完善的尾矿处置设施（往往位于高海拔或生态脆弱区），项目审批周期大幅拉长。例如，大中矿业在推进加达锂矿等项目时，必须详细论证尾矿处理方案才能获得采矿证。铜矿亦然。江西、云南等地不具备充填能力的小型铜矿在环保督察中被关停，导致国内现货精矿供应减少 。

典型企业剖析

西部矿业（601168.SH）：合规标杆

西部矿业是国内最早布局绿色矿山的企业之一，其主力矿山玉龙铜矿位于生态脆弱的青藏高原。

公司2023-2024 ESG报告显示，其一般固废处置率达到100%，尾矿通过井下充填和销售给水泥厂实现全额消纳28。公司下属的锡铁山铅锌矿早已实现全尾砂充填，积累了丰富的技术经验。这种先发优势使得西部矿业在应对新规时无需进行突击性的巨额资本开支，经营现金流保持稳健。

盛达资源（000603.SZ）：技术改造换取生存空间

盛达资源旗下的巴彦乌拉银多金属矿曾因环保问题面临复工压力。公司通过优化安全设施设计，特别是尾矿库和充填系统的设计，成功通过了审查，取得了25万吨/年的采矿项目复工许可 。这一案例生动诠释了“合规即生存”的行业新逻辑。盛达资源还利用其矿山富含银、铅、锌的特点，通过选矿技改提升了伴生金属的回收率，抵消了合规成本的上升。

新金路（000510.SZ）：尾矿资源化的先行者

新金路旗下的栗木矿业展示了尾矿资源化的巨大潜力。栗木矿区拥有大量历史遗留尾矿，其中富含钽、铌、钨、锡等战略金属。公司投资4.96亿元实施采选冶技改项目，重点就是从这些“废料”中提取高价值金属。《行动计划》明确支持“共伴生矿产和尾矿综合利用”，这意味着此类项目有望获得国家的专项资金支持或税收优惠。

《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行动计划》不仅是环保监管的升级，更是中国矿业从粗放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分水岭。在这场变革中，固废处理能力将取代单纯的资源储量，成为决定矿企生死存亡的核心竞争力。对于投资者而言，理解并量化这一合规成本，从“成本项”中发掘“价值项”，将是未来十年矿业投资制胜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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